每周经济观察2018年14期:利率市场化再进一小步

据财新网证实,大行、股份行和城商、农商行大额存单利率上限分别从之前的1.4 倍、1.42 倍和1.45 倍调整至1.5 倍、1.52 倍和1.55 倍。本次放松大额存单利率行业自律上限是对当前存款荒的市场化回应,并不具有宏观调控指示意义。相比非对称加息,放松上限是弱化、而不是强化基准利率的作用。利率市场化最后一步是完全放开对存款利率的自律限制,本次放松大额存单利率上限则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又一小步。就其影响,放松大额存单利率上限本身对银行资金成本影响有限,但当前银行负债成本的上升正在改变其资产配置行为。具体内容如下: 放松大额存单利率上限对银行资金成本影响有限。大额存单自2015 年6 月正式推出,是银行用来主动管理负债以及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工具。从利率上浮来看,五大行2018 年大额存单利率均较基准上浮40%,而股份行各期限平均上浮倍数在41%左右,城商行上浮比例则进一步提高,上市城商行上浮在42%左右,有非上市城商行各期限直接上浮45%。在当前存款争夺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如果将大额存单利率上限提高,预计各类型银行上浮倍数均将提高至接近新上限水平,这无疑加剧了银行资金成本压力。考虑到大额存单在银行整个负债中占比低,并且可以看作保本理财产品的替代,因此对整个银行负债成本的冲击较有限。

    负债成本提高将对银行资产配置行为造成怎样的影响?2018 年以来,银行存款争夺进入白热化状态,存款上浮倍数普遍增加,结构性存款发行量猛增,这些措施无疑提高了银行负债成本的上行速度。在负债成本压力下, 银行对资产配置的综合收益要求会更高,包括贷款回存比例以及收益率等。按揭贷款在这两方面均无优势,叠加监管要求,预计这部分贷款将逐步被压缩。信用卡和消费贷款由于年化利率较高,比如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普遍高于对公贷款,因此将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对公贷款方面,中小行综合服务能力相对欠缺,争夺对公存款上能力有所偏弱。为了提高综合收益, 短期内其风险偏好或会相应提升,对公方面更加向中小企业倾斜,至少能够在收益方面有所提升而且也符合政策导向。

    本次放松上限更多是利率市场化举动,不是宏观调控举动。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从建立伊始就更多扮演的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职能。以2015 年为例, 当时工业陷入深度通缩,央行5 次降息、4 次降准,但也是在同一年,央行在5 月将存款利率上限提高至基准的1.5 倍,并在10 月正式取消上限管制,改由各地自律机制约定利率水平,基准1.5 倍是通行的上限标准。2015 年降息环境下,提高乃至取消上限显然不具有调控指示意义。本次放松大额存单利率上限也不例外,各行大额存单利率已经普遍上浮40%乃至更高,这样的市场环境要求既有的上限作出相应的调整,虽然形成类似加息的效果,但更多是利率市场化举动,而不是宏观调控举动。相比非对称加息强化基准利率的地位,通过放松上限来回应存款利率上行的市场要求是在弱化基准的作用,也呼应了易纲行长近期关于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逐渐并轨的讲话。

    备注:

    什么是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为利率市场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央行在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已先后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同期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也在相应跟进:2013年9月建立全国性自律机制,2015年4月副省级以上城市建立地方自律机制,并辐射至地级城市。以存款为例,2015年5月存款利率上限提高至基准利率1.5倍,10月正式取消上限,期间适逢政策利率下调,各地自律机制就约定成员单位利率水平不应高于调整前的水平,基准利率1.5倍也成为约定上限,直至本次放开对大额存单的上限约束。之后利率定价被纳入宏观审慎考核,以约束非理性定价行为,避免恶性竞争。

    利率市场化进程完成前,利率定价行业自律是通行做法。从海外经验来看,各国在放松利率管制后,普遍采用一定形式的利率定价行业自律,作为利率市场化完成前的过渡之举,以避免利率自由化在短期导致无序定价。以德国为例,1967年4月取消利率管制后,由各金融机构协商确定价格区间。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有类似实践,香港银行业在1964年实行利率协议,直至2001年取消;台湾地区从1975年开始放松利率管制,逐步放宽存款利率上浮的最高限制,并由银行公会确定实际上行幅度,直至1989年取消。

    上周地产销售环比回升,土地成交维持高增;电力耗煤环比转跌,同比小幅回落;钢材库存继续去化,钢价涨幅跟随库存去化速度放缓;猪价跌幅趋缓、菜价止跌回升;央行净回笼、隔夜市场利率上行,央行一定程度放宽银行大额存单利率上限;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美元指数震荡走弱,离、在岸人民币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