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政策转向,底部确立
一、上周行情回顾 1、板块行情 上周,银行板块下跌1.92%,领先沪深300指数(-3.85%)1.93个百分点,没有获得绝对收益,但有较高的相对收益。这符合我们上周周报的观点,市场调整,但是银行股有相对收益 上周关于政策放松呼声强烈,争辩热烈。而且6月16日,央行网站上发布和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的工作论文《经济高增长发展阶段的货币调控方式转型》,提出我国货币政策需要从数量调控型转为价格调控型,呼吁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银行信贷投放能力。我们也在5月的信贷数据点评中,提出:由于大资管新规的影响显著,社融结构开始调整,为了确保表内信贷投放能力,确保社融的稳定增长,6月降准是大概率事件。 6月24日,央行宣布降准50个bp,释放流动性7000亿,以便支持债转股业务和小微信贷。我们认为:此次降准同4月17日降准存在两点区别。
其一、此次降准,释放新增流动性。4月17日,尽管降准100个bp,但是全部用于置换MLF和满足银行季末缴款的需求,没有释放新增流动性。但是此次定向降准50个BP释放新增流动性。其二、货币政策的基调在发生转变。4月17日,依然可以认为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因为尽管降准但是没有新增流动性释放,但是6月24日降准,属于货币政策的边际上的放松,释放新增7000亿流动性,无论是通过那种理由和方式,都属于基础货币量的投放,通过货币乘数,将增加全社会货币供给总量,M2增速势必开始回升。
从端午期间,中美贸易战再次重燃,央行就公开表示将确保市场流动性的平稳增长,确保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对于外部扰动,借助内部货币政策释放必要的流动性来对冲,确保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是非常必要。6月25日,本年内第二次降准,就是实质的措施。国内货币政策本身就存在较大的回旋空间,而且国内的现实条件也的确具备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向的基础。从而在面对未来可能的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后续继续降准释放流动性将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利器。 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银行股估值已经接近历史底部,市场的底部已经形成。
另外,从国际比较来看,国内银行股估值已处于低位,随着行业景气度回升,银行业ROE稳步回升,PB将逐步提高。我们的测算显示:18年行业ROE合理中枢为14.5%,对应的PB合理中枢为1.15倍。目前老16家上市银行18年PB只有0.78,估值优势显著。
基于以上原因,中长期看好银行板块。
2、个股行情
贵阳银行(1.84%)、中国银行(-0.27%)、中信银行(-0.48%)、南京银行(-0.50%)排名靠前,江阴银行(-7.67%)、张家港行(-9.65%)、成都银行(-10.37%)排名落后。
3、每周一股
上周推荐的每周一股:平安银行,跌3.15%,没有绝对收益,但有相对收益。
公司零售业务继续大发展。零售贷款占比提高到53%,预计行业第一,而且集团对零售的贡献依然很高,各项业务中来自集团综合化贡献占比在40%一50%。
依然看好,核心理由是:补短板、提估值。(1)开始重视对公业务,补存款短板;(2)两方面提估值。零售业务大发展,零售贷款占比53%,行业第一,获得零售估值溢价,提估值;同时零售贷款占比大增,降低整体不良率,从1Q看不良率、关注类占比、逾期占比都在下降,改善整体资产质量,提升估值。
二、本周专题:政策放松,如期而至
1、监管环境放松诉求的原因
2018年5月,在严控表外融资渠道下,新增社融规模大幅下滑,这是市场普遍呼吁放松严监管政策的直接原因。央行信贷数据显示,5月份新增社融规模7608.21亿元,环比下降52%,同比下降28%。
从社融结构上来看,在严政策监管下表外融资规模负增长是主要原因。其中,5月份表外融资净减少4214.85亿元,而在金融去杠杆开始之前的2017年1月净增加1.24万亿,可见金融去杠杆政策对表外融资渠道的抑制作用十分明显,表外融资已经在今年2季度之后呈下降趋势,并且很可能会继续下降。
信用债违约风险局部爆发导致债券融资发行困难也是5月份社融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5月企业债券企业债券融资额减少434亿。而此前3月份和4月份则是分别增加3517亿和3716亿元。其原因,从供给端来看,近期市场监管严格,债券违约使流动性较为紧张,市场利率偏高,企业无法承受金融机构要求的融资成本,成本收益倒挂,所以发债的动力不那么强劲;从需求上来看,历年5月份,债券发行都不是特别多,因为即将面临6月底的季末和半年考核,银行往往在5月份做一些清理通道等收缩资产的工作,以应对月末的资金压力,会导致债券在5月份发行尤为困难。
5月社融数据为宏观经济敲响了警钟,也对当前的监管政策提出挑战。如果社融继续维持低迷,那么前几个月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韧性将难以持续,紧信用环境下,企业融资不足将进一步激发信用违约,继而促使金融机构收紧融资条件,带来恶心循环,处置风险的风险将会显著上市,因此监管政策上有必要做出适度调整。2、放松严监管环境的必要性
从外部环境上来讲,中美贸易战复燃提高了经济和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也增加了放松严监管环境的必要性。
6月15日,美国特朗普政府依据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1102种产品总额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将于7月6日实施,对其余约16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将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
在同等规模力度的反击措施下,中国商务部在6月16日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棉花等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进口商品(涉及金额约340亿美元)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25%,同样将自7月6日起生效。此文,还拟对自美进口的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114项商品(约160亿美元)加征25%的进口关税,最终措施及生效时间将另行公告。
6月18日,美方进一步发表声明称考虑对额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表示若中国再次出台对等措施,还将考虑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此举正是回应此前中国宣布的对500亿美国商业征税的回击。
6月19日,中国也表示若美方失去理性、出台制定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
从影响来看,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增加了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带来了汇率和利率走势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将从考虑“内部均衡”转为既要考虑“内部均衡”同时也要兼顾“外部均衡”。我们认为,在外部环境堪忧的情况下,汇率政策采取“适度贬值”加上货币政策“由稳健中性偏紧转为稳健中性”可能是更合理的政策组合。
适度贬值的汇率政策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国内贸易出口会由于贸易战的影响而下降,降低了外汇市场的美元供给,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另外一方面是,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后,美元资产很会从新兴市场国家重回美国,即从资本账户渠道导致人民币的贬值。为了放缓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步伐,央行需要动用外汇储备增加美元供给。2018年6月22日末,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报6.4804,比3月底贸易战刚爆发的时候贬值了3.06%,5月末官方外汇资产达3.11万亿美元,比3月末下降1.02%。在货币政策上,也有必要在保持“稳健中性”总基调不变的情况下,从“偏紧”的状态调整到“偏中性”的状态。一是对冲央行外汇储备资产投放过冲中的流动性回收;二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弥补出口项减少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面影响;三是放缓去金融杠杆步伐,降低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冲击影响,进而降低国内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3、放松严监管环境的可能路径浅析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监管环境有必要也有需要在边际上有所放松,以降低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其具体路径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降低存款准备金。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无论是从国际比较上来看,还是历史比较来看,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处于高位。我国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16%,中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14%,均要高于历史水平。与国外相比,美国、日本虽然已经不怎么重视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但其实际水平仅在2%不到。其次,我们还要认识维持高位的存款准备金已经不必要了。回溯历史,央行上调存准的次数要远远高于下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从2006年开始,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增长十分迅速,相应地投放了等量的人民币基础资产,需要提高存款准备金来对冲M2的过度增长。而这一基础已经随着2014年下半年外汇储备资产的下降而消失。最后,我们也要认识到,降低存款准备金并不意味着“大规模放水”。当下,M2增速只有8%多,低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6.5%的实际GDP增长+2%的物价增长+2%至3%的调整项)。因此,6月25日的定向降准就是印证,后续仍存在降准概率。